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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数:44字 时间:2017/10/21 16:27:27 点击:6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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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特发表陈群记录、朱学勤订正的部分录音记录稿,除删节外,尽可能保留原貌。谨以此文,纪念一代宗师对中国知识界、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。

早年为什么倾向左翼

●有位朋友问你,中国再要出一个费孝通,还要多少年?当时你很清醒地回答说,50年。有这个说法吗?

李:有的。你说你的接班人再要50年才能出来。文章里面都有的。

费:我说了?噢……我说接班人出不出来还不知道。变化之后的方向,我说做50年,50年之后出来一个选区自治,从自理到自治。

不能一下子过去,这步不能做。我的意思是我搞一个基础。方向是从自理到自治。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,中国的事情不能跳,要一步一步来的……我提出要求,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,避免一切仪式。这也是革命,但一切都要遵照规定的办法做,难得自由的。

●您出来搞社会调查,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您,您自己心里也觉得无可奈何?

费:那是当然的,这是不合调查方法的。

●先生当初走的是英美实证主义路子,当中一段被那个巨大的东西吸引过去,到那个欧陆的革命啊,左倾啊。现在又回到英美的路上。

费:回来很容易,被吸引的时候不容易。有一个tension,张力。

●费先生的《江村经济》,50年后应该有个续篇出来。50年后江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怎么走过来的。我们可以来补这个课。

费:要培养一批人出来。

●这个麻雀,费先生50年前做了一次解剖,它变化了,应该再来做一次解剖。

费:在看法上应该再提高一步。

●我想问,像费达生先生这样宗教般的热忱,您觉得她这种热情来自哪里?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?

费:我是瞎说说,我觉得她同她的老师一直有一种感情归宿在里面,后来结婚了。她受《同心结》这本书(是写她的老师)的影响。她的事情也很有意思的。她的老师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,可是(两人的感情)一直不说出来,不能说,不能表现出来,只有他们两人心里知道。男的后来说出来了,女的一直没有说出来,我们也不知道。感情的背后有东西在里面,devotion(献身精神),宗教的devotion在里面。她心里有个图像,就是她的丈夫。她现在穿的衣是她丈夫给她买的,她不舍得扔掉。

费宗惠:没有,她现在已经换掉了,您想象丰富。她开始不肯穿羽绒衣,后来我给她买了一件,她穿上了。

费:现在她还是这样还在继续研究,有感情在里面的。

●那个学校是不是后来的苏州工学院?

费:是浒墅关学校,现在并到苏州大学。她还是名誉副校长。

●当时那些人实践实业救国、工业救国、教育救国,都是非常实在。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讲起,您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您看不惯,庸俗。另外您觉得也有些很好的知识分子,像丁文江、翁文灏这样的人,但是太少,丁文江您见到过吗?

费:没有。

●他跟您不是一辈人?

费:不是一辈,他比我长一辈。我们都是清华的,可是我没有见过他。我完全是民国人,他是前清的。而且我是一个新学派,我父亲带来的新学派,从来没到私塾里面去过,也没念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

●您的文集里面,还有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,有些是小说。我想您青年时期喜爱文学,曾经可能想过做小说家,受“五四”以后左翼文学影响比较大。

费:对。郭沫若,那时叫创造社。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。我认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。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欢的,到后来我们接触很多,我还是不喜欢他。他很低的,郁达夫是高的。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。郭沫若他聪明是很聪明,脑筋很好,但志向不大。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。

●率真、浪漫。

费:是,他是想创造点东西出来。

●像先生这一代的人,后来被左翼吸附过去,有很多原因,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跟青年时期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有关系?

费:有,要求进步啊。同她们(指陈群)一样,要时髦呀。这都是相同的,可是内容不同了。进步文学,要求进步。

●您大哥当时参加革命时是大学生吗?

费:是大学生。上海的南洋大学(交通大学前身)。大概有五六个(共产党员),我知道的。里面有一个变成国民党,后来做江苏省省长。陆定一并不是这里面最好的。我大哥是带头的。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,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,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,我叫他稀有金属(中国没有几个),叫吴寿彭。他自然科学也懂,诗也写得好。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,我很佩服他,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。

●后来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对您刺激很深,到1930年代您跟国民党都没有来往。

费:我的中学同学都死掉了,都被杀掉的,把他们沉到长江里面去的。

“飞机上”掉下来的血人

●1930年代您受社会学的系统教育,而且当时下决心到瑶族这样偏远的地方去,这种精神气概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未必有啊。

费:那时还是个探险家。我这本有关Park的书要好好看,有很多意思在里面的。

●那次您在瑶山受了难,王同惠老师去找人援救,您在山里面困了一个晚上,我看了真是惊心动魄,一个学者有过这种经历!您现在还想得起来,那天晚上,您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?

费:那次不是在洞里,是在平地上踏上(猎人的)机关,一下子被石头压住,整个腿不能动了,差一点打在脑袋上,我就完了,也就丝毫之差。我大难不死,我的老婆替我死了。这一个晚上,我是痛啊,我不是神圣呐!后来我决心爬下去,她死没死,我不知道,我要见她一面!我自己撑着地这么下来,从山上一半是滚下来的。

到后来看见一头牛,我想有牛就一定有人,当时脑筋还清楚,我就守在牛旁边等。

●天也快要亮了,您爬了一夜?

费:是啊。手腕、全身都是血。跟瑶族人话也不通,他以为我是飞机上掉下来的。他把我背回去,这个人还在,他背我回村子,这个村子现在还在。这家人家还在。背出来……我等王同惠的消息,等七天,真难过。他们瑶族里面有个巫师,他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。

●他可以通灵的?

费:是,他每一条路都在心里面跑一跑,他说王同惠在水里。我做梦也做到“志在水中”。变了个迷信嘛。后来,找了七天,在水里找到。这七天不好过,我想死了,没有希望了,我身上带了药的,什么药我都吞下去了,我想死了算了。药全部吞下去后,还有一瓶消毒的酒,我也全喝了,结果全吐出来了。

死不了,我就决心活下去,走出来。她是在山涧里找到的,现在安葬在北京人民公墓。这里面故事长了,你们可以当故事来听,我都没有写出来。这样,一个死人,一个活人,就出来了,他们开山开出来的,根本没有路。

●披荆斩棘。

费:出来到桂平,接下来都是奇遇。来了个燕京的老朋友,他自己从广西赶来,他叫黄石,是个怪物。燕京大学分两种人,一种是纨绔子弟,有钱的。还有一种穷的,不住在普通宿舍里(两人一间房,现在还是这样),他们不交费的,住在阁楼上,黄石就住在阁楼上。他是个奇奇怪怪的人,很有义气。他从广西赶来,把我的事情都包下来了。我一个熟人都没有,广西给了我一笔抚恤金,我交给他,让他处理我爱人的身后事,我是不能动的。后来,又来了一个东吴大学的老朋友,叫孙宝刚,是个民社党,是张君劢传给他的,他参加第二国际的。他跟我在东吴大学同房间的,我有一篇文章《64号的早上》就是写我们的事。我们当时搞运动,非基督教运动,通过恽代英、萧楚女。

●都是留法的学生。

费:到我们64号来。孙宝刚当时同张君劢在广东的一个什么学院,知道后赶来桂平,他把我背出来,顺着西江坐船到广东,他照顾我从广西一直到梧州,送我到了医院。大概路上耽误一个月,痛得还要厉害咧!当时到广西大学,这些都是跟神话一样的,有个叫马什么,很有名的,送我到医院。医院里面来了一个人,这个人是个物理学家,我们认识的,他知道后来看我。之前不久,广西大学出了一个事情,一个化学家在试验炸弹,他爱人开门进去,他一抬头看见爱人,手一乱,炸弹爆炸,看见爱人炸了,他一下子就跳楼,也不想活了。他跳楼摔伤,来了一个土郎中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了。我去了,他们就叫这个土郎中来看我的伤,我和这个化学家情形一样的。他看了我整个身体,说不要紧,要把我的骨头拉出来,拉得出来就好了,可是你得忍痛。这个拉可是痛得不得了。他有武功的,有力量的,可是拉不出来。他说那就出不来了,到现在还是这样呀。他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痛了。他给我吃了一粒红的药,说“吃了之后不要紧的,你还能活的”。

然后,又从梧州到广州,到广州送到仁济医院,他们用外国办法,开刀。开刀搞了半天也拉不出来,只好放弃。在广州养了半年,到上海又看了个有名的骨科医生,他说你前面的医疗都对的,只能这样了。他出了个办法,在鞋里放了个东西,走路可以好一点。靠这个东西,我到英国去了。从广州到苏州,到开弦弓村搞江村经济还拄着拐杖。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事做到底。我“丁集”里的第一篇文章,观点还是对的,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把基本的社会组织搞出来了,我也没有老师教我,无师自通。

去英国:从人类学到社会学

●当时到英国是庚子赔款去的?

费:是。我是清华的关系。Park来了之后,我们分散到下面。我毕业后被送到清华去了,学人类学,什么是人类学我们也不懂的。Park是人类学出来的,他的实地调查的办法是人类学里出来的。人类学在中国只有史禄国。史禄国这个人讲起来也很有意思,他是个俄国人,是个帝俄时代的年轻人,还没有打仗时,他到西伯利亚来调查。他这个人知识丰富,什么都懂,受的是德国的大陆式的严格训练。他的家庭不错,是俄国的上层,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。

Park提出来要在生活里面出学识,生活里面出理论。实际调查最好是人类学。Park的女儿也是学人类学的。这条路讲起来长了。在燕京,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,他是清华毕业的,应当回清华的,因为冰心到了燕京。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,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。这样,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,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,在燕京靠老婆。后来出了燕京,他才出头。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。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,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,我是跟吴文藻的。社会学和社会活动家是不同的。

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。李:这个一直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。费:吴文藻想派学生去学人类学,作为基础。我认为李安则作为一个学者是成功的,他后来搞西藏,叫边镇学。当时,史禄国是人不知而不愠呢,没有人知道他,不懂他。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时,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了,突然面孔都变了,同我们一样,他就回不去了。后来他被派到海参崴大学,东方大学,什么原因我不知道,他被流放到中国。到了上海,傅斯年把他挑了出来,可是没有人懂他。是宝贝咧!吴文藻的主意,他要培养一个人类学出身的人,从头开始。于是找史禄国,他很不容易找,他先在上海后来到清华,怎么来的我不知道,也复杂得很。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,搞不到一起的。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,他看的比较远,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,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。他有自知自明,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,他就培养学生,就把我送到史禄国那儿。史禄国要我受欧洲式的训练,开了三门基础课,体质人类学、语言、文化。体质人类学是先学动物学,清华有个很好的生物系,生物系里面有一间实验室,很漂亮。整个房间都是死人骨头,成天摸骨头。研究history of human body(人体的历史),真的下工夫的。我用一年的时间念完。我的生物基础本来有的,谈家桢曾教过我的,我当时在东吴大学一年级,他是四年级,他给我们批分数。在清华,有两门课没听懂,一个是胚胎学,就是发生学,现在来看是个生物工程。他给我受的是很优秀的训练。他(史禄国)有道理的。讲到语言,符号学用到社会学里面,我没有兴趣,他的意思是叫我进语言(符号学)这条路,这里面可以发展很大。这里可以跟Park的东西连起来,Park有两层,从Symbiosis(共生)到Consensus(共识),共识就是language communication(语言交流),人类学的开始。

李:以后要研究社区,“共识”很重要的。

费:共同语言,大家说共同语言。我这本《补课札记》里面有一段是讲Park和Thomas(威廉·托马斯,美国社会学家)的关系,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,人同人怎么结合,要共同语言的,所以Park说“找到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了”(a man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myself)。这一段我强调了一下,其实社会学的关键在这儿。光是一个生物不行,还有共生的东西在里面,从history of human body(人类身体的历史)到language(语言),language就是符号学,大体我的思想里面要发展这一部分,我也没时间了,还在做。

●在清华跟史禄国受训练是几年?

费:两年。他对我好极了,应该说他救了我的命。他特意给我做了一双靴子,为了我的社会调查。

费宗惠:没有这靴子,他的脚就完蛋了。

费:他有经验,他自己去瑶山调查过。这里面又复杂了,靠吴文藻同张君劢的关系,再联系到李宗仁,否则进不去。完全脱离政治是不行的。到广东把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写出来,现在我认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从家属出发,从亲属关系到民族关系。

李:费老后来很多思想的源头都在这篇文章里。

费:苗子都在这里面,所以这篇可以好好看看。

清华有一笔钱可以送学生到外国留学,要考得好才行。

●是庚子赔款的钱?庚款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学的骨干。

费:是。要公开招考的,我是考出来的,要成绩优秀才可以出去。考两次,笔试和口试。我保留我出国的权利,先去搞社会调查。史禄国在国际上有地位的,他的学生出去,不能给他出洋相的。所以他说,你要出去,要写论文,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弄好。苏联崩溃以后,我到英国去,他的一个老朋友说,史禄国恢复名誉了。他还是记得我是史禄国的学生咧!所以,我是靠老师的牌子啊!

我准备出国,回到苏州休息,准备出国事宜。休息期间到江村去了,所以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,我本没有打算在江村做调查。从上海到伦敦,一路上时间不少,我把它写成初稿,带到英国去了。到英国,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菲斯接待我。当时他(马林诺斯基)在美国开会,他是伦敦大学的代表,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,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也去了,他们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,是一家人。马林诺斯基当时还没碰到我,吴文藻讲给他听,他有个学生到英国,马林诺斯基心中有数了,否则我不会碰到他做我的业师。

伦敦很潮,对我的伤不利。菲斯叫我先多学英语,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,这不容易。菲斯只是我的reader(读者),他问我准备了些什么东西,我把瑶族的东西拿出来,又把江村的东西拿出来。当时人类学正发生变化,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。

李:他们学科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了。

费:他一看我江村的东西,正好对上,他叫我不要去搞瑶族,搞江村。我起来也是靠这个变化,不是我创造出来的。他们变,正好我碰上。后来菲斯的方向也变了,他到马来西亚,研究渔民。他本来也想跟我到中国来。所以,菲斯是我的director(指导)。后来上马林诺斯基的课,课后叫我去喝茶,英国制度喝茶很重要的。喝茶时,什么也没问,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?我住在普通人家,10个先令一星期。他一听,叫我搬家,(房东是)一个英国人类学家的女儿,她嫁给一个军官,军官死后,她的pension(抚恤金)很高的。

李:一战死掉的人,国家给的抚恤金很高的。

费:她是个年轻寡妇,没事做,就往来于文化界,马林诺斯基同她很好,叫我搬到她家里面去住。在我之前住在她家里的是尼赫鲁的女儿,后来做总理的英·甘地。这一段很有意思的,她规矩大得很,马林诺斯基要我搬家就是要我闻闻英国上层的味道。我很不适应,她要我一道喝茶,一道吃饭,她的客人来了要我坐在她的旁边,闻一闻咧!我那时年纪轻,只有二十五岁,还是很容易接受的。可是,有一次不行了,她叫我穿礼服参加party(晚会),我没有礼服就没有去,她就对我大有意见。后来,打仗了,我同老师说不一定有足够的钱,于是他同她说了,把我放出来了。

●那时一个庚款的学生一个月是多少钱?

费:100美金。大概40多英镑。够用了。礼服,我不会去,乡下人。我最怕同老太太讲话。

●您说的是美式英语还是英式英语?

费:我去的时候是美式英语。马林诺斯基的seminar(讨论式课堂)里面什么英语都有,非洲、亚洲、美洲,是个international(国际化)。

《江村经济》就是在伦敦写的。李:发表也是先在英国发表的,1980年代才翻译过来的。

●但八十年代英文版在中国的社会学界……

费:没有,我是记得没有。

●那么1949年以后有没有把它翻译出来?

费:没有。没有到中国。所以我学的东西,在外国比中国响啊。

回国:省下旅费做研究

●您到英国的时候是哪一年?

费:1936年。后来回来就到云南搞云南三村。Earthbound China(《禄村农田》),这个是马林诺斯基起的名字,本来是想给我的《江村经济》起的名字,后来说不要,等你回去再写一本叫Earthbound China。earthbound是被土地束缚住的意思,这个很难翻,不是中国人的英语。

李:我法国的老师写的是《被封闭的社会》,是写被一个深层次的关系给束缚住的社会。

费:《乡土中国》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是最近的事,没有多少年,我给它起的英文名字是From the Soil。

●到了西南联大,燕京和清华的隔阂打消了吗?

费:燕京已经不是燕京了,燕京是外国的东西。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中国的,云南大学(校长)是清华的熊庆来,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。吴文藻很有用心,他到Oxford(牛津大学)去一趟,与路德林赛见面,路德林赛与中国很好的,他们带吴文藻去看伍尔梭斯大学,他想把他们的制度学过来,New Tutor System(导师制),但是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。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,她的朋友顾毓王秀———我现在是说闲话———顾毓王秀想追冰心,没有追到。冰心厉害,看中吴文藻,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。我的看法,他一直想自己独立出来。所以他想搞一个英国的Tutor System。后来胜利以后,要派一个中国代表驻日本办事处,这个代表的名字我不记得了,他后来到台湾去了,他把吴文藻带去了,先到重庆。他把我们丢下了,我什么都没有了,没有依靠了。这一摊都丢给我了。

●这反而成全您,让您独立创业了。

费:给我创业,但是这个station(基地)不能继续下去。他是教授,我是做研究的。我到了昆明后,先管这个系,我最好的一个助手张志毅,我培养了出来,他是个大学毕业生,云南三村里面有两篇是他搞的(易村、玉村)。魁阁是最成功的一个。我培养的人,一个张志毅,还有一个史国茂没听我的话,我给他出书,什么都弄好了,弄他到哈佛。哈佛里面有个Business School(商业学院)的头头叫艾顿·梅约,这个梅约,最近我和方丽丽一道写的,大概下一期发表。梅约是Australian(澳大利亚人)。

李:梅约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者。

●当时您在云南的时候,燕京还在北京?

费:燕京还在北京。司徒雷登去做大使了。你们历史知道一点,吴文藻到了重庆,我在云南没有用云南的钱,也没有用燕京的钱,用的是中英庚款。所以我的爱人很生气,人家工资都很高,我是没有工资的,拿津贴。我在英国早就准备回去不要钱,我想回去要打仗嘛,我要做研究,在英国的时候,100美金一个月,我可以积不少钱。回国的时候,他们给了我一笔回国费,叫我坐二等舱,当时是70多镑,我想了个办法,坐四等舱,16镑就回到上海。我就拿这笔钱来做研究费了。在路上碰到一批温州人,温州模式是从这儿开始。温州人同我谈得好极了。他们讲给我听,温州人那一套,为什么到外国去,出去之后怎么样,他的思想讲的很清楚。回国之后没有同他们发生直接关系,但这一段的历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……中国的华侨厉害,我寄托希望于华侨。将来,华裔要发生一个大作用。中国自己被earthbound,一开放就出来了,你看得诺贝尔奖的都是华裔。我相信中国有人才资源,可是没有发展人才的条件,因为earthbound,一旦一不bound他就出来了。这一次我们能复兴华侨力量很大啊。

●改革开放,这么多资金进来,华裔作用很大。俄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一点。

当时的政府也怪,您不拿工资,您拿庚款做研究,政府就不给你开工资了?

费:不开了。我的老婆有意见的。因为我们寄托在云南大学……后来,到美国去一趟,《初访美国》。同杨庆又见面了,他和我都是Park的学生,关系都连起来了。

(此时费孝通姐姐从浒墅关来吴江,两位九旬老人拥抱,互叙亲情。)费:她们一起到浒墅关。潘光旦的夫人是浒墅关的,同我们都熟的。我一个舅妈在浒墅关做事情,她们是同事,你也不知道的(指费宗惠),也是很好的朋友。我这个舅妈很喜欢我的。舅妈的历史也很有意思,我的舅舅在清朝的时候,演旧戏,戏里有个情节,是一刀捅在心口,结果真的被一刀捅在心口死了。我这个舅妈对我很好的,很喜欢我。一个人的一生里面,小的历史影响很大。我在Park里也讲的,离开这些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。

●马克思讲,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

从美领馆到西柏坡

●您是在抗战胜利以后,从云南回北京的?

费:这里面出来闻一多事件。

●我就想问那段时间。

费:我开始出访美国,这是罗斯福想出来的,他想请中国十教授访美。费正清的夫人是管我们的,我跟费正清的关系是从跟他夫人的关系开始的。

●当时,罗斯福邀请十教授访美,可能也有意识地培养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。

费:不管怎么样,清华大学是美国人庚子赔款办的,同化知识分子他要找一批。蒋介石很厉害,这方面他还很开明,让各校自己推选。我的校长是熊庆来,吴文藻正好走了,当然轮到我了,云南大学要找一个讲英文,外国人认识的,只有我了。我同台湾太平洋学会,它本来是个进步团体,后来变为麦卡锡主义,反华了。出去之前,要我们到中央训练团去训练一番,我抗拒,不去。弄得很尴尬。美国支持我。美国领事馆都是我的熟人,后来闻一多事件,我还躲到美国领事馆。

●闻一多事件还波及您啊?

费:已经上了黑名单了。当时布告都贴出来的,也到我们家里面来的。

●那时侯,您———费宗惠已经有了?

费:有了她。

费宗惠:当时我还有一点点印象,特务戴着黑眼镜。

费:特务在云南大学靠近我们宿舍的围墙上打了个洞,预备随时进来。那时我已经去过美国一趟了,我同美国已经建立友谊了。我、金岳霖两人同费正清夫人很要好的。从美国回来加入的民盟。罗斯福还是发生作用了,他要搞一些民主倾向的。

●我还看了您对“二战”胜利的性质的理解,您说那是平民的胜利,您那时的文章写得很好。

费:我那时是知识分子的头头,经常发表政论。符合知识分子的心理,符合知识分子要求的水平,又要西方,又要中国,我两面都有了,所以那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。我当时是中国最好的columnist(专栏作家),

●您那时的时论、政论写得好,有点像Park所说的Big News(大新闻)。

费:那时是我的社会活动,我的思想的高潮,是民主、人权。

●今天看来,您还是对的。

费:我一生超前啊……

一直到西柏坡,我去参加。第一次看到毛泽东,我佩服他。

●您的变化是从那时侯开始的?亲眼看到他,觉得他有魅力。

费:他讲的是好啊,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,他的诗,词,文章多漂亮啊。

●您应该既见过毛泽东,又见过蒋介石?

费:当时初访美国时,不是叫我去中训团嘛,我本来不去,后来讲价钱,我去一个星期,到一到算了。那么,这一星期里面,他(蒋介石)请我们吃饭,跟我们谈话。他问我,费先生读什么书呀?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。他说,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?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。我不要拉他呀,我根本看不起他。因为从我大哥开始,都是反国民党思想,吴晗、闻一多同我们都一样的,反对做官的。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,不为做官,回来教书,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。所以我一直到最近退下来,才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。

●对蒋介石的个人印象怎样?

费:他就是个流氓,上海的黄金荣。是个厉害的流氓,大流氓。他用低下手段,用的是邪的一面,毛泽东是用的正的一面。孙中山想用邪的一面,没用上。

●在西柏坡住了多长时间?

费:一个多月。

●参加民盟是怎么回事?

费:从美国回来之后,我成了民主人士,民主人士是人家封我的,我当时说我们不要设党的。民主教授是学生封出来的。

●那时侯民盟主席是沈钧儒。

费:我跟他们没关系。我只跟潘光旦、闻一多一起。我常到潘家去的,其他人我不管的。吴晗的爱人是共产党,所以吴晗是民主人士里有共产党倾向的。

●闻一多的案子,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,一种是底下的特务自作主张杀他的,不是重庆的高层的决策。另一种说就是蒋介石下的命令。

费:我想是底下人做的,没必要嘛。我跟民主党派,他恨我们,他们也看出来失民心是从知识分子失的。

●失民心有几条:一是腐败……

费: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,中国腐败,到处都腐败。

●还有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。

费:他们失人心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,我们这批人就闹,我也从这里面出的名。

●那时章乃器、罗隆基……

费:我们都不是一派的,他们是民盟里面另一派。

费宗惠:民盟里面也很复杂的。

费:一种就是要做官的,罗隆基是两派之间的人,我们这一批人是不要做官,要民主,要议政。张澜、章伯钧都是想执政的……

●我想1945年不光是先生的一个高潮,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高潮。1945年如果政协不破裂,联合政府得以成立,后面的事情都可以避免了。1945年真是一个悲剧,那时清流也起来了,老百姓也信任他们,美国也支持他们,那个时候形势真好,很可惜,就错过了。

费:当时想的不是这个问题,我们还是承认蒋介石的政权的,不是要革命推翻他,只是想要他好一点,不要内战,“反饥饿”是我们的口号,很具体的,青年人跟我们走。

●那时跟胡适有交往吗?

费:胡适只是认识,到美国见过。他已经从大使退下来,他是大隐隐于市,隐居在纽约。我到他家里面去吃过一餐饭。

●那时学潮迭起,学生跟着这批民主教授走的?

费:我们的力量在学生里面,学生把我们捧出来的。实际是共产党在学生里。

胡乔木先到清华的,云南大学也有很多,但云南大学不重要的,西南联大很重要。

●先生对罗隆基的印象?

费:他是想做官的人,政治兴趣很浓。是中国传统的……

●学而优则仕。

费:想执政的。我们是想影响政治,听我的话。冯友兰也是这样,为王者师。

●那个时候民主教授起来抗议国民党,跟抗战以后教授们生活状况恶化有没有关系?

费:有关系。我们穷得要命。我为什么写文章?家里面米不够了。我是摆摊头写文章。云南大学下面有个茶馆店,我就坐在那儿,这不是摆摊头吗,他们都到那儿来找我要文章,当天拿去,第二天报纸就出了。以稿费维持生活,薪水一半不到。最苦的时候她(费宗惠)来了。这段时间写的文章还不错,有活力。

这一批知识分子我们都认得的,同学啊,朋友啊,讲得通的。

●那闻一多来往多不多?

费:闻一多都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。

●当时去西柏坡是怎么一个去法呢?

费:这个内幕不知道了。被挑的人,我、雷洁琼的爱人、张东荪……

●张东荪那时候跟共产党的上层有联系的。

费:他是政治活动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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